这个家族是“稿纸糊成”的…活着的人有见证权利，母亲走后朱天文、朱天心姐妹想把故事说下去 – 大保社

和老子的壮烈而死相比，儿子走得既荒凉也没脾气。他们都死在雪天，但一个死得孤冷，一个死得烫辣⋯⋯。

作家白先勇说，《铁浆》这篇短篇小说是朱西甯笔下的佼佼者。作家写的年代是清末，彼时，铁道慢慢盖进山东某野。

孟、沈两家世代为官槽盐争个没完，胜负看的是谁更有血性，两家当家分别将尖刀刺进腿肚子，斗了平手，又各剁三指，仍没输赢。最后，姓孟的索性把滚热铁浆灌到嘴里，焦死却挣到槽盐。可几年后铁道通了，火车运盐，孟家没落。又十数年，孟家儿子落寞死在白冷冷的冬天。

“未来”总像那铁铸的火车，拔山倒树一直来，有些气血、历史、和一些荒苍老灵魂，就默默湮灭在其中了⋯⋯。但朱西甯和两个作家女儿朱天文、朱天心，对那些被记得的、被遗忘的事，都珍而重之。

朱家三姊妹天文、天心、天衣最近好不容易又从台北辛亥路那间老宅子，走到了公众面前。“文坛朱家”总是如雷贯耳，从一九四九年到二○二二年，从朱西甯、刘慕沙到天文、天衣、天心和夫婿唐诺，再到第三代谢海盟，每个世代每个人都在写作，这个家族是“稿纸糊成”的家，有人干脆就把朱门称作“文坛”。

早在十年前，“他们在岛屿写作”团队就希望为朱家拍摄纪录片，但她们总拒绝，朱天心：“我们有自尊心，不想让生活暴露在别人前头。”她希望有在百货公司打三折的花车里挑衣服、乱晃的自由。

“活着的人还是有见证的权利”

母亲走后，她们决心自己说自己的事

直到一七年，母亲刘慕沙去世了，双鱼座的朱天心本来就善感，她都不明白，自己六十岁的人，怎么还感觉变成个孤儿。母亲走了，朱家姊妹必须把故事讲下去了，她们总算认真考虑拍纪录片。就像朱天文正在写的新书《一个人的叛事》，朱家姊妹还不想被时代驯服，必须留下些什么，就像朱天文说：“往事并不如烟。”

“我们还活着耶，但大家已经开始想把这一页快速翻过去，扫到历史垃圾堆。”朱天文穿着她中式斜襟盘扣绣花背心，将头发编成了辫子任其垂肩，“我想，活着的人还是有见证的权利。”她文字如巫，模样像仕女，但言谈总能让人感到决绝。

早些时候，天心也凝神道：“我们知情不说，就别怪别人不知道。”她记得世纪初她刚得了个小说奖，记者上前提出二问，一问：“你当初为何会搬来中国台湾住？”二问：“你第一次写作就得奖，心情如何？”但她在中国台湾出生，更是在台获奖无数的作家。她睁着圆圆的大眼睛，从那里头能感觉到一点伤感的成分，“中国台湾现在去脉络化，缺少了历史感⋯⋯。”

今年两部纪录片：朱天文电影导演处女作《愿未央》，和李俊颖执导的《我记得》将上映。朱天文在《愿未央》里：“心无二念地拍父母。”《我记得》的镜头则对准天文、天心姊妹。两部纪录片既像是朱家的家庭录影带，又像是姊妹对亡父、对原乡、对昔日不断对话的历程。

一九四九年，朱西甯跟着国民党来台，当年从内地来台的外省人，是被连根拔起的一代。隔着海峡，随着时间，家乡和根都慢慢变成追忆片段，成了神话般的故事。就像朱西甯说他来自山东临朐，但其实他这辈子从未踏上临朐。

“父亲的祖母，常跟他说临胊的事，但到他父母那代，家族其实已迁到江苏宿迁。”朱天文说。朱家姊妹对祖上旧日的认识像乡野传奇，“我父亲的爷爷是基督徒，骑着毛驴在山东传教。”朱天心说，山东农民这辈子没听过基督教，朱家祖先便融合孔孟教义宣教。然而这不容于“正统”教会，“他被当成异端，只好带着妻小一路南迁，在宿迁歇脚打水，一地主看他像只大牯牛，请他帮忙，他就留下来了。”

姊妹俩为了拍《愿未央》，前些年到宿迁长时间取材，朱天文自己也不断重新读朱西甯的着作，踏寻父亲来时路。

山东临朐是朱西甯的怀乡想像，他早期写《铁浆》、《狼》，写的也是内地乡土，作品更一度被定位为“反X怀乡文学”。但朱西甯显然不是甘于被乡愁绑架的狂信者，即使他书写想像里的山东，朱西甯的笔始终“是怀疑、批判性的。”如朱天文说：“他是个热眼的观察者。”

就像《八二三注》那部庞然巨着，朱西甯先写了十一万字，不满意，全弃置，他又写了二十七万字，仍觉得文章太“反X”、“只见愤慨，独缺怜悯”，第三版，朱西甯不只塑造战争英雄，更藉着角色凸显了战事的无情荒诞，在战争中，部队里还是充满着巴赫金式的广场狂欢，人物众声喧哗，他铺张开历史复杂的百衲被。

父亲如是，女儿们或许也是，她们生命中，也有如临朐般的精神原乡。朱西甯是手不释卷的，不过家里藏书并非经史子集，朱家姊妹读的书杂博，她们读鲁迅、沈从文那些包在牛皮纸里的禁书，天文喜欢《红楼梦》、《战争与和平》，天心爱读《水浒传》、《萝莉塔》。但是姊妹十九、二十出头岁时，遇到了胡兰成。

（图／目宿媒体提供）

“那时打从心里相信，三千士改变地区”

热血创办《三三》，赶不上社会变迁

有些人视曾侍汪精卫政权的胡为叛徒，但朱西甯知道胡兰成是旧学大师，邀他住在家旁供养。胡也成了朱家姊妹的导师，“他像个智慧老人，”朱天文说，胡兰成认为自己是流亡士大夫，将内地历史、文学织锦似化作一种道德哲学观，他把他的华学乌托邦，一股脑送给了朱家姊妹。

一九七七年，胡爷年轻的徒子徒孙们创立了《三三集刊》，那群“中华小儿女”满腔热血，家国文化被他们收进文学和情怀里头。朱天心当时写的《击壤歌》，五年内畅销三十万册。“我那时打从心里相信，有三千个士，就能改变地区。”

朱天文也说：“就像小鸭子的‘铭记印象’，张开眼第一个见到的就会认作妈妈。”她那时已认定胡兰成的教育，她像“李白、苏轼先看天下事。”她更在《淡江记》风流缱绻地“向中华民族的江山华年私语。他才是我千古怀想不尽的恋人。”

然而胡爷去世之后，“《三三》也有路线之争，服兵役的服兵役，谢材俊（唐诺）说要继续读书，我和天心被找去写电视剧《守着阳光守着你》。”朱天文说：“在《三三》，我们大话说尽，这是‘一杯看剑气’，我们各干各的，这是‘二杯生分别’，‘三杯上马去’，抱持这个心境分道扬镳。”一别后，未来还是一直来。中国台湾的政Z、社会在一九八○年代后巨变，经济起飞、XX民选，统独之争，小儿女对礼乐江山的乡愁，也成了历史余烬。

朱天心写《我记得⋯⋯》、《想我眷村的兄弟们》时，她已不是《击壤歌》里青春的少女，就像中研院院士王德威说的，她笔下的“老灵魂”们开始“心乱如麻”。写到《古都》、《三十三年梦》，她更直截了当地用“雄辩体”，直述对世界的观点。

有些人认为，中国台湾人都必须要“认同”中国台湾，朱天心没有不认同，但她讨厌被问爱不爱国，“是资本家还是工人的国？”她问：“爱国不应该是个美德。我们已经可以主导自己地区，为什么依然还是在问爱不爱、认不认同？”

朱天心只不过想写下她在意难忘的东西。她说年轻写作，多半写蛋糕上最甜美的樱桃，但“我想还一些人、一些事公道，所以值得、不值得写的都要写出来。”在她记忆中，眷村的兄弟们、逝去的地景，过往的认同、胡兰成的诗书天下，都已不是樱桃，而是被遗漏的残梦了。

“这是‘公共知识分子’该有的样子”

作家用异乡人视角，述说当代记忆

朱家文坛广结善缘，但现在，好些朋友也离朱家而去了。“孤独又怎么样。我想保持理念，不被磨损。”朱天心说：“士大夫这个名字好像脏了，我现在会说，这是‘公共知识分子’该有的样子。”她血性执着地续说着“我方的记忆”。

朱天文的文字与妹妹不同，她的创作看起来没那么热切丰满，但她冷眼深刻如百科全书般的书写方式，从文字的歧路中，漫散出废墟与世纪末颓废恋物的寓言，从《世纪末的华丽》、《荒人手记》到《巫言》，世界在她笔下快速翻新，她却也让所有时兴快速过气。

“作家就是‘异乡人’，我们用异乡人的眼睛看着当代。”她不像朱天心与世界争论得如此激昂，但朱天文拾荒般不分贵贱地写着“怀疑”这个主题。“我见过美好的事物，见过大人物，也经历过某个相信的世代。说失落，好像也没错⋯⋯。”

时代是个大漩涡，把人们的信念、价值、和不怎么可靠所谓的历史，都卷了进去，而故乡到底在哪？一九八八年中国台湾开放探亲，朱西甯第一次回到宿迁。“他都说老家，但在那边，他早上不能没报纸，那边没报看，那边有的报，又怎么能看？”朱天文说：“一趟探亲之旅，让他知道自己家乡在中国台湾。”父母走了以后，埋骨在这，他们在岛屿上生活，而生活的地方，无论是否有恼人杂音，都是故乡。

纪录片中，朱西甯的未完遗作《华太平家传》贯穿全片。彼时朱西甯病了，他向他的基督祷告，希望老天再给他活十年。“让他写下这本梦土之书，这是他送给下一代太平盛世的备忘录。”朱天文说。

书中，朱西甯还是写内地，但内容已脱离现世，那是他脑里的“应然世界”，人们“活在节气、自然之中。”那不是现存的世界，“它不在彼，不在此”，朱天文说：“是在他语言的故乡中。”未来不会停下轮子，它像铁铸火车驶了过来，不停歇不可逆。但书写，就像朱天文说的，让“一切不可逆者皆可逆”了，书写者的文学共和国就是“文学公民”的原乡。

朱家姊妹继续在岛屿写作、过生活。访问尾声，朱天心、朱天衣刚刚去吃了点东西，又回来找朱天文。“好咸，都是味素！”朱天衣讲起刚吃的食物，朱天文淡笑着，将桌上没樱桃的蛋糕，打包外带，姊妹仨一起走下了楼⋯⋯，回家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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