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家族是“稿纸糊成”的…活着的人有见证权利,母亲走后朱天文、朱天心姐妹想把故事说下去 – 大保社


这个家族是“稿纸糊成”的…活着的人有见证权利,母亲走后朱天文朱天心姐妹想把故事说下去

这个家族是“稿纸糊成”的…活着的人有见证权利,母亲走后朱天文、朱天心姐妹想把故事说下去

爸爸朱西甯曾想像自己有个故乡在山东临朐,朱天文朱天心姊妹至今仍念着恩师胡兰成的礼乐江山。

时代变得好快,世人记得什么?忘了什么?

姊妹俩透过笔,记录下她们欲妥善存放的记忆。

和老子的壮烈而死相比,儿子走得既荒凉也没脾气。他们都死在雪天,但一个死得孤冷,一个死得烫辣⋯⋯。

作家白先勇说,《铁浆》这篇短篇小说是朱西甯笔下的佼佼者。作家写的年代是清末,彼时,铁道慢慢盖进山东某野。

孟、沈两家世代为官槽盐争个没完,胜负看的是谁更有血性,两家当家分别将尖刀刺进腿肚子,斗了平手,又各剁三指,仍没输赢。最后,姓孟的索性把滚热铁浆灌到嘴里,焦死却挣到槽盐。可几年后铁道通了,火车运盐,孟家没落。又十数年,孟家儿子落寞死在白冷冷的冬天。

“未来”总像那铁铸的火车,拔山倒树一直来,有些气血、历史、和一些荒苍老灵魂,就默默湮灭在其中了⋯⋯。但朱西甯和两个作家女儿朱天文朱天心,对那些被记得的、被遗忘的事,都珍而重之。

朱家三姊妹天文、天心、天衣最近好不容易又从台北辛亥路那间老宅子,走到了公众面前。“文坛朱家”总是如雷贯耳,从一九四九年到二○二二年,从朱西甯、刘慕沙到天文、天衣、天心和夫婿唐诺,再到第三代谢海盟,每个世代每个人都在写作,这个家族是“稿纸糊成”的家,有人干脆就把朱门称作“文坛”。

早在十年前,“他们在岛屿写作”团队就希望为朱家拍摄纪录片,但她们总拒绝,朱天心:“我们有自尊心,不想让生活暴露在别人前头。”她希望有在百货公司打三折的花车里挑衣服、乱晃的自由。

“活着的人还是有见证的权利”

母亲走后,她们决心自己说自己的事

直到一七年,母亲刘慕沙去世了,双鱼座的朱天心本来就善感,她都不明白,自己六十岁的人,怎么还感觉变成个孤儿。母亲走了,朱家姊妹必须把故事讲下去了,她们总算认真考虑拍纪录片。就像朱天文正在写的新书《一个人的叛事》,朱家姊妹还不想被时代驯服,必须留下些什么,就像朱天文说:“往事并不如烟。”

“我们还活着耶,但大家已经开始想把这一页快速翻过去,扫到历史垃圾堆。”朱天文穿着她中式斜襟盘扣绣花背心,将头发编成了辫子任其垂肩,“我想,活着的人还是有见证的权利。”她文字如巫,模样像仕女,但言谈总能让人感到决绝。

早些时候,天心也凝神道:“我们知情不说,就别怪别人不知道。”她记得世纪初她刚得了个小说奖,记者上前提出二问,一问:“你当初为何会搬来中国台湾住?”二问:“你第一次写作就得奖,心情如何?”但她在中国台湾出生,更是在台获奖无数的作家。她睁着圆圆的大眼睛,从那里头能感觉到一点伤感的成分,“中国台湾现在去脉络化,缺少了历史感⋯⋯。”

今年两部纪录片:朱天文电影导演处女作《愿未央》,和李俊颖执导的《我记得》将上映。朱天文在《愿未央》里:“心无二念地拍父母。”《我记得》的镜头则对准天文、天心姊妹。两部纪录片既像是朱家的家庭录影带,又像是姊妹对亡父、对原乡、对昔日不断对话的历程。

一九四九年,朱西甯跟着国民党来台,当年从内地来台的外省人,是被连根拔起的一代。隔着海峡,随着时间,家乡和根都慢慢变成追忆片段,成了神话般的故事。就像朱西甯说他来自山东临朐,但其实他这辈子从未踏上临朐。

“父亲的祖母,常跟他说临胊的事,但到他父母那代,家族其实已迁到江苏宿迁。”朱天文说。朱家姊妹对祖上旧日的认识像乡野传奇,“我父亲的爷爷是基督徒,骑着毛驴在山东传教。”朱天心说,山东农民这辈子没听过基督教,朱家祖先便融合孔孟教义宣教。然而这不容于“正统”教会,“他被当成异端,只好带着妻小一路南迁,在宿迁歇脚打水,一地主看他像只大牯牛,请他帮忙,他就留下来了。”

姊妹俩为了拍《愿未央》,前些年到宿迁长时间取材,朱天文自己也不断重新读朱西甯的着作,踏寻父亲来时路。

山东临朐是朱西甯的怀乡想像,他早期写《铁浆》、《狼》,写的也是内地乡土,作品更一度被定位为“反X怀乡文学”。但朱西甯显然不是甘于被乡愁绑架的狂信者,即使他书写想像里的山东,朱西甯的笔始终“是怀疑、批判性的。”如朱天文说:“他是个热眼的观察者。”

就像《八二三注》那部庞然巨着,朱西甯先写了十一万字,不满意,全弃置,他又写了二十七万字,仍觉得文章太“反X”、“只见愤慨,独缺怜悯”,第三版,朱西甯不只塑造战争英雄,更藉着角色凸显了战事的无情荒诞,在战争中,部队里还是充满着巴赫金式的广场狂欢,人物众声喧哗,他铺张开历史复杂的百衲被。

父亲如是,女儿们或许也是,她们生命中,也有如临朐般的精神原乡。朱西甯是手不释卷的,不过家里藏书并非经史子集,朱家姊妹读的书杂博,她们读鲁迅、沈从文那些包在牛皮纸里的禁书,天文喜欢《红楼梦》、《战争与和平》,天心爱读《水浒传》、《萝莉塔》。但是姊妹十九、二十出头岁时,遇到了胡兰成

文学

(图/目宿媒体提供)

信件

“那时打从心里相信,三千士改变地区”

热血创办《三三》,赶不上社会变迁

有些人视曾侍汪精卫政权的胡为叛徒,但朱西甯知道胡兰成是旧学大师,邀他住在家旁供养。胡也成了朱家姊妹的导师,“他像个智慧老人,”朱天文说,胡兰成认为自己是流亡士大夫,将内地历史、文学织锦似化作一种道德哲学观,他把他的华学乌托邦,一股脑送给了朱家姊妹。

一九七七年,胡爷年轻的徒子徒孙们创立了《三三集刊》,那群“中华小儿女”满腔热血,家国文化被他们收进文学和情怀里头。朱天心当时写的《击壤歌》,五年内畅销三十万册。“我那时打从心里相信,有三千个士,就能改变地区。”

朱天文也说:“就像小鸭子的‘铭记印象’,张开眼第一个见到的就会认作妈妈。”她那时已认定胡兰成的教育,她像“李白、苏轼先看天下事。”她更在《淡江记》风流缱绻地“向中华民族的江山华年私语。他才是我千古怀想不尽的恋人。”

然而胡爷去世之后,“《三三》也有路线之争,服兵役的服兵役,谢材俊(唐诺)说要继续读书,我和天心被找去写电视剧《守着阳光守着你》。”朱天文说:“在《三三》,我们大话说尽,这是‘一杯看剑气’,我们各干各的,这是‘二杯生分别’,‘三杯上马去’,抱持这个心境分道扬镳。”一别后,未来还是一直来。中国台湾的政Z、社会在一九八○年代后巨变,经济起飞、XX民选,统独之争,小儿女对礼乐江山的乡愁,也成了历史余烬。

朱天心写《我记得⋯⋯》、《想我眷村的兄弟们》时,她已不是《击壤歌》里青春的少女,就像中研院院士王德威说的,她笔下的“老灵魂”们开始“心乱如麻”。写到《古都》、《三十三年梦》,她更直截了当地用“雄辩体”,直述对世界的观点。

有些人认为,中国台湾人都必须要“认同”中国台湾,朱天心没有不认同,但她讨厌被问爱不爱国,“是资本家还是工人的国?”她问:“爱国不应该是个美德。我们已经可以主导自己地区,为什么依然还是在问爱不爱、认不认同?”

朱天心只不过想写下她在意难忘的东西。她说年轻写作,多半写蛋糕上最甜美的樱桃,但“我想还一些人、一些事公道,所以值得、不值得写的都要写出来。”在她记忆中,眷村的兄弟们、逝去的地景,过往的认同、胡兰成的诗书天下,都已不是樱桃,而是被遗漏的残梦了。

“这是‘公共知识分子’该有的样子”

作家用异乡人视角,述说当代记忆

朱家文坛广结善缘,但现在,好些朋友也离朱家而去了。“孤独又怎么样。我想保持理念,不被磨损。”朱天心说:“士大夫这个名字好像脏了,我现在会说,这是‘公共知识分子’该有的样子。”她血性执着地续说着“我方的记忆”。

朱天文的文字与妹妹不同,她的创作看起来没那么热切丰满,但她冷眼深刻如百科全书般的书写方式,从文字的歧路中,漫散出废墟与世纪末颓废恋物的寓言,从《世纪末的华丽》、《荒人手记》到《巫言》,世界在她笔下快速翻新,她却也让所有时兴快速过气。

“作家就是‘异乡人’,我们用异乡人的眼睛看着当代。”她不像朱天心与世界争论得如此激昂,但朱天文拾荒般不分贵贱地写着“怀疑”这个主题。“我见过美好的事物,见过大人物,也经历过某个相信的世代。说失落,好像也没错⋯⋯。”

时代是个大漩涡,把人们的信念、价值、和不怎么可靠所谓的历史,都卷了进去,而故乡到底在哪?一九八八年中国台湾开放探亲,朱西甯第一次回到宿迁。“他都说老家,但在那边,他早上不能没报纸,那边没报看,那边有的报,又怎么能看?”朱天文说:“一趟探亲之旅,让他知道自己家乡在中国台湾。”父母走了以后,埋骨在这,他们在岛屿上生活,而生活的地方,无论是否有恼人杂音,都是故乡。

纪录片中,朱西甯的未完遗作《华太平家传》贯穿全片。彼时朱西甯病了,他向他的基督祷告,希望老天再给他活十年。“让他写下这本梦土之书,这是他送给下一代太平盛世的备忘录。”朱天文说。

书中,朱西甯还是写内地,但内容已脱离现世,那是他脑里的“应然世界”,人们“活在节气、自然之中。”那不是现存的世界,“它不在彼,不在此”,朱天文说:“是在他语言的故乡中。”未来不会停下轮子,它像铁铸火车驶了过来,不停歇不可逆。但书写,就像朱天文说的,让“一切不可逆者皆可逆”了,书写者的文学共和国就是“文学公民”的原乡。

朱家姊妹继续在岛屿写作、过生活。访问尾声,朱天心、朱天衣刚刚去吃了点东西,又回来找朱天文。“好咸,都是味素!”朱天衣讲起刚吃的食物,朱天文淡笑着,将桌上没樱桃的蛋糕,打包外带,姊妹仨一起走下了楼⋯⋯,回家去。

朱天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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