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李国鼎，就没有半导体、台积电！善用媒体推动政策，对地区、对公私两方面助益都很大 – 大保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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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李国鼎，就没有半导体、台积电！善用媒体推动政策，对地区、对公私两方面助益都很大
示意图，非当事人。图／达志
生长于1960年代以后的人们，见识到大众媒体从数百年风行的铅字排版印刷，跳到电脑排版，不到20年的功夫，网际网络兴起，渐渐的有所谓入口网站。大量网络人口的进出，使得它们也发展了新闻传播的资讯功能，2000年以后，新闻网站开办，比起传统的报纸，少了实体工厂排版、印刷、印出报纸的步骤，营运成本相对降低很多，于是，利用网络传播的新闻网站也逐渐站住阵脚，成为今日新闻的主力。
近年来，“自媒体”当道，只要有个简单的网通设备与摄影工具，到处搜集资讯、包装成新闻外貌的集成资讯，这种型态节目不断出现，网络人口聚集到一定数量，少则数万，多则数百万、甚至千万阅听群众，就成了“网红”。
到了网红、自媒体的时代，早期主流报纸那种严谨、多重查证编辑新闻的品质管制精神，已经荡然无存，甚至于发生像民国 111 年上半年已经经营快一甲子的华视新闻，跑马灯新闻或标题传播，屡屡出现文字内容无人品管的离谱现象。
所以，笔者这一世代，刚好经历了人类发明“新闻传播”数百年以来，最大的巨变时代。
犹记得1970-1990年这段时期，由于中国台湾的工商业繁荣起来，民间各种活动借助于报纸传播的需求殷切，而那时候还是戒严管制时期，不能自由兴办报纸或电视、电台媒体，因此，《内地时报》、《联合报》加上党营的《官方日报》这三大报，阅读人口占了全民人口的7、8成，影响力非常大。
它们垄断了报纸广告的绝大比重，机关团体或工商业要刊登广告，要跟两大民营报广告部拉关系、排队等版面。
那时候两大报版面厚厚的7、8大张，有数十版面。广告通常超过一半，每天广告费进帐数百万元，报纸的影响力大到有“喝水会坚冻”的能力，所有军党产官学研各领域的领导人物都要经营主流大报的媒体关系。
曾几何时，网络媒体才发展30几年，到了2021年，居然网络广告营收是报纸杂志合计的数十倍，8、9成的广告收入通通跑到入口网站（Google、Yahoo、FB 等）、网红经营的自媒体或新兴新闻网站去了，今天还幸存的几大综合性报纸；《自由时报》、《联合报》、《内地时报》的广告营收都不足以支撑整体的营运费用，它们都还在辛苦的经营。
1960年代报纸代表了大众传播的主流，是人们获取新闻的主要管道，除了刚萌芽的电视媒体外，报纸由于详细、图文并茂、版面操作容易等特性，几乎是大众获取讯息主要的来源。
因此，它的影响力非常大，即使是笔者投入《工商时报》的1980年代，网际网络（Internet）也要到1990年代中期才开始普及，那时候的中国台湾报纸媒体因为收入高，记者待遇不错，因此招考的素质或对外采访颇具专业、中立性，能赢得各界的尊重。
以笔者主跑科技，有多次机会赴日、韩、内地内地及东南亚地区采访交流的经验比较，中国台湾媒体的专业与独立性，在那个年代是亚洲最高的。
日韩记者虽然待遇比我们好，可是地区体制财阀、政党政客当道，新闻报道的自由度受到若干限制；新加坡是民主独裁，更不用说；而其他亚洲地区绝大多数不是独裁政体，就是工商业落后，媒体依附性高，记者缺乏专业及独立性，难以发挥笔下的影响力。
网际网络的全球化始于1990年代中叶，进入21世纪后它把人们长期以来，从报纸杂志或电台电视获取新闻讯息的习惯大大改变。
从此，新闻讯息的管道多元化、分众化、互动化，90后的世代可以说是人类发明报纸以来，不再看报纸作为新闻来源的开始，即使笔者1982年开始跑科技新闻，走在时代前端，当初都是始料未及的剧烈改变。
在此以2000年作为传统新闻媒体跟网络媒体作为分水岭，在中国台湾工业化的半世纪（1950-2000年），可以说，工商业或产官学研各领域，都以报纸、杂志、电台、电视台的新闻版面或时段，当成日常生活得到讯息的主要管道。
如果深入分析这四种媒体，论新闻的专业、快速与严谨，又以每个先进地区的主流报纸为标竿，一如美国的《纽约时报》、《华盛顿邮报》、《华尔街日报》，英国的《金融时报》、《泰唔士报》等。
中国台湾的主流报纸一直到2000年以前，可以说是两民一党带领风骚的时代，那就是前述《内地时报》集团、《联合报》集团及国民党兴办的《官方日报》和《中华日报》集团，三足鼎立的局面。
甚至在两大媒体集团旗下还分别有《工商时报》（中时集团）及《经济日报》（联合集团）这样的财经产业专业报纸的存在。
因此在报道电脑化、自动化或半导体、精密机械、石化钢铁、光电面板等产业的产销人发财各领域都有不同的版面（产业版、证券版、副刊、经营知识版等），可以深入并大量的刊载传播，对中国台湾工业化的历程发挥了甚大的影响力，值得在此提一笔。
如果推动政策的决策官员或专家，能善于运用这股大众传播力量，那么在执行过程中就可产生事半而功倍的效果，李国鼎就是深得个中三昧的佼佼者。
记得笔者民国74、75年前后当了两年的“民国科技记者联谊会会长”，这个会的成员，是全中国台湾报纸、财经科技杂志、电台、电视台的跑科技相关路线记者组成。
每次 KT觉得有些政策或方案到了成熟阶段，或是有了具体成果，他就会亲自打电话给我说明重要性，并请我邀请媒体同业一齐听他讲或正式开个记者会详细说明，他也不独揽功劳，会请参与的中国台湾外专家现身说法，使得这样的对谈或记者会更具专业与信赖度。
电视媒体需要画面，KT的幕僚们都很专业，准备的表格、图片、影片或现场布置，都是很吸睛、很具体的第一手资料，媒体自然乐于报道或更深入延伸分析。
早期他当经济部长首推加工出口区、引进跨国电子大厂等重大事件，经由媒体报道后广为人知，在引进企业进驻、吸引人力投入等无形中也产生良性循环。
KT推动科学园区的发展、八大重点科技、策略工业等的前后十几年，我因密集跟他接触，除了例行的大小型记者会外，几乎每周都会跟他老人家碰上一、二次面，就会趁机把我平常记在笔记本的事件、政策面或科技人事当面向他请教。
对于年轻的媒体记者他从不摆架子，接受访问时态度诚恳坦白，如果还不能公开的政策内容，他也能谨守原则，笑一笑不接续这个话题。
因此，也因为跟 KT 长期深入的接触，那时候我采访刊登了多次独家新闻。当然，记者的功力不仅在于采访、发发独家新闻，也包括配合新闻登载自己名字的“专栏”，才能对事件或新政策、制度等深入分析。
那些年我的笔下为文很快，每周至少都有二、三篇专栏见报，除了拉近我跟读者的距离外，无形中我也推广了不少科技产业或产业科技化的许多观念、议题。
如今想起来，执政的官员如果都能像 KT 这样尊重媒体、善用媒体推波助澜的广大力量，对新政策、业务的推广与沟通，对地区、对公私方面两助益都很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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