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李国鼎，就没有半导体、台积电！中年后都该有的3个领导特质，将才的养成，是地区大事 – 大保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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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李国鼎，就没有半导体、台积电！中年后都该有的3个领导特质，将才的养成，是地区大事
示意图，非当事人。图／达志
根据科学家的研究，一个人的领导能力，不是先天拥有的，而是后天环境磨练下的结果，有的人终其一生在带人方面离心离德成了孤鸟，有些人却会群策群力善用每个人的专长个性，让他们在对的位子上发挥所长，陈诚、严家淦对李国鼎的识人适任，就是管理学上一个活生生的具体例子。
将才的养成是地区大事
根据笔者长年对 KT 的近身观察与采访多位重要部属所得到的综合结论，李国鼎的领导能力有三个特质：
第一：他不断吸取知识，提升分析、解决问题的能力
笔者跑科技新闻的 1982-1990 年，正是李国鼎大力推动八大重点科技的时期，这八项科技项目包括：能源、生产自动化、资讯、材料、光电、生物科技、肝炎防治、食品科技。
后来在 1986 年的地区科学技术发展十年长期计划中又增加了：环境保护、灾害防治、同步辐射、海洋科技四项成为 12 项重点科技项目，当时有人批评，项目太广等于没有重点，这话也有点道理。不管如何，12 个项目，所牵涉的知识何其广泛，要列为政策又何其专业也，李国鼎以当时年龄 67 岁开始推动，79 岁退休，这样的高龄，光是要了解几项科技领域，一般壮年人尚且不易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
首先，他会请当时该领域的专家写一、二页文件，亲自向他说明，对谈过程中 KT 会专心倾听并提纲挈领的发问并做笔记，事后有疑点或需再思考的地方，他会请中国台湾相关的专家或幕僚提供看法（并且盯得很紧，几天内就要有回复），等他看了相关人才专家的意见后，如果大多数人说得清楚并做正反面分析（跟着 KT 做事的人都知道这是基本要求），那么 KT 会决定下一步是否要请这个专家，提进一步完整的方案或建议，然后列为下一次科技相关会议探讨的主题之一。
这些会议来自产官研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人士，深入讨论的过程中，有时是 KT 主持、有时他旁听，如此他对这项科技议题涉及的各个层面已有相当深入的了解，基于他在剑桥求学时奠定的科学推理、分析习惯，以及在他职场前半段讲求效率的实务经验，他善于系统性思考及分析，迅速抓住重点及推动关键因素，凡跟他共事的部属都自叹不如。
第二：他慧眼识英雄培养优秀团队
KT 一生用人的原则就是“会做事的人”，而这个所谓的会“做事”简单来说就是：有能力、积极又负责任。在 KT 底下庸才是待不久的，做事推三阻四不够积极，那更是不行，像这种人，他无法和稀泥坐视不管。记得刚当上经济部长初期，他不碍于情面，就将次长、主任秘书几位重要干部换掉，换上被他考验过又具有以上做事特质的人才。
跟着 KT 做事的部属或专家学者，都有相同体验，即他做事很急，到70岁时，走楼梯两步当一步，找要看的资料，总是秘书几十分钟内，就要帮他找到。那时候，内地时报集团有建置丰富完整的剪报资料库，所以好几次，笔者帮他秘书找到 KT 要的资料，传给她。
国外专家给 KT 的简报，他会请秘书拷贝几份，分送给周围他认为对这主题有概念的相关部属或专家。拿到这种简报条子的人，通常都知道，KT 说好几天后给他意见，却是才隔一、二天，就催着要，所以共事久的这些人，都会在收到 KT 条子后，在最快时间内，把意见写好，准备随时给他。因此 KT 的字典里没有“事缓则圆”这四个字。
正因为这种重视团队专业意见、讲求团队效率的精神，KT 才能在他每一任的行政位子上完成那么多的事。
对于选用人才，KT 的说法很形而上，他说：“我想，自己能够发现好的人才，这一切应该归之于上帝给我的智慧，和我的信仰很有关系。”
第三：他替地区挖掘、培养大量人才
很少官员能像李国鼎那样，了解人才对推动产业发展有着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，官方的政策实施，如果事先没想好“人才哪里来”的供应问题，那么一切归于白谈。
本书前面提到的“进口替代”，或者 KT 刚接任经济部长时推动的“加工出口区”、“引进外商电子业”，无一不需要大量的作业员、技术工人、工程师。老蒋XX的九年国民义务教育，顺势补充了大量的基础人力，各县市普设的师专，供应了国中小学大量的师资需求，由于师专教育的特色—五年培养师资教育的一切学杂费、宿食费由公家负责，因此，让许多农渔牧的优秀穷乡子弟，有了进一步求学的机会，也改善了许多家庭困境。
这些 1960-1985 年培育的大批师资，因为养成教育非常完整、多元，身教与言教并重，他（她）们散布全省各县市、穷乡僻壤，无疑的，从 1960-1990 年，为中国台湾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，打下身心各方面的良好基础。从这里可以知道，一项好的、执行彻底的政策，产生的正面效益多么的广泛、深远。
发展八大重点科技时，李国鼎的政策配套里，一定把培养该领域的重点人才培育，列入其中。例如：为了推动光电工业，他建议在官方大学等设立光电研究所即一例。尤其，四年一期的“电子技术发展计划”在 1970-1985 年代，纷纷鼓励交大、台大、清大、成大等国立大学，广设电子、资工、材料、机械等系所，为后来中国台湾的电脑产业、半导体产业、光电面板产业预先培育了大量相关人才，让这些新兴科技产业人才供需无虞，才能在 1980 年代开始成长迅速，取得全球发展领先的前置地位。
相对于中高阶的技术、管理人才，因为我们早年的开放式留学教育政策，鼓励理工管理相关系所大学毕业生，到国外继续深造，使得 80 年代起，我们中国台湾走向研发、高品质的工业方向时，已在美国蓄积了至少将近十万的科技人才。
KT 透过“创业投资奖励方案”鼓励各界建置创投基金，笔者犹记得，每隔一、二周，总会有跟创投相关的新闻上报，在中国台湾产业界兴起了一股集资创业的热潮，没几年就把新竹科学园区第一期厂区用满，让管理局紧接着筹划第二、三期扩建计划，园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，笔者每一、二周到园区采访，看到到处都有新厂房兴建中，于是乎，科学园区到了 90 年代就成了亚洲各地区、包括内地内地争相参观、学习的对象。
除了创投奖励条例外，KT 那些年常跑美国东西两岸，举办演讲、接见学人专家，并透过科技顾问组、经济部等单位的安排，邀请许多专家人才回中国台湾考察，把中国台湾这种类似美国硅谷的繁荣景象映入他们的脑海，回到侨居地后，一传十、十传百的传遍美国各地侨界、科技华人聚居地区，启动了一批批归国学人专家回台创业、就业，这种善于运用媒体及活动的动员力量，也是李国鼎、孙运璿、赵耀东等的具体贡献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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