照顾44年后，她亲手了结脑麻二儿子生命：希望照护在我这代结束，让大儿子过自己人生 – 大保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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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顾44年后，她亲手了结脑麻二儿子生命：希望照护在我这代结束，让大儿子过自己人生
示意图，非当事人。图／达志
并不是只有老年人才需要长期的照护，身患重疾的孩子也时刻需要父母的照护。“老病照护”指的是年事已高的父母对患有疾病的孩子进行的照护。在这个群体中，悲剧事件也不断发生。
二○一四年秋天的一个早晨，木下裕之（47岁，化名）结束送报纸的工作后，回到位于大阪府内的自家公寓，只见母亲芳子（73岁，化名）正在佛龛前诵着经。
铺着榻榻米的卧室内，患有先天性脑性麻痹的弟弟隆之（44岁，化名）正躺在褥垫上。只见隆之的一只脚从被子中露了出来。脚上的皮肤毫无血色，呈现紫色。
“妈妈，隆之的脚从被子里露出来了，得给他盖上啊。”裕之对母亲说道。闻言，芳子缓缓开口：“我把他杀了。”
裕之立刻把俯卧着的隆之翻过身来，让他仰躺着，想要把弟弟扶坐起来，但隆之的身体毫无气力，软绵绵地垂下。“小隆！”裕之哭着叫弟弟的名字，但隆之已毫无反应。
这一天，芳子用和服的腰带勒住了次子隆之的脖子，将其杀害。
在生养隆之的这四十四年间，芳子在儿子身上倾注所有的心血，给了他最温暖的母爱，如今却以如此悲剧残酷收场。近半个世纪的朝夕照顾中，母亲的心中竟突然滋生出这样深不见底的阴暗面吗？
二○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，芳子因故意杀人罪被起诉，案件的审判工作在大阪地方法院拉开了帷幕。
根据当庭出示的证据及裕之等人的证言，我们可以大略了解案件的背景，芳子大半的人生都在为养育和照顾隆之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。
隆之在出生三个月后的一次体检中，被确诊为先天性脑性麻痹。对这个事实，芳子一家虽深受打击，但仍然决意坚强地面对接下来的生活：“就算患病也是我们的孩子，这一点不会改变，我们要悉心爱护他，抚养他长大成人。”
然而，隆之的身体虽然在发育生长，但他无法行走，也无法言语。吃饭、上厕所、洗澡、换衣服等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照护。芳子承担着照护隆之的大部分工作。每天要为儿子更换七、八次尿布，喂儿子吃饭、帮他洗澡等等，几乎所有的事都由芳子一手包办。
隆之容易便秘，芳子每两天就要把手指伸到隆之的肛门里，为他把大便抠下来。
芳子总是担心隆之，他会不会无聊呢？身体状况有没有异样？芳子片刻不离地照顾着儿子。隆之喜欢能发出声响的东西，因而芳子有时会让儿子拿着发声玩具玩，或让他敲打键盘解闷。
芳子经常带隆之外出，让隆之坐在轮椅上，自己推着他到公园散步。每年都会带他去温泉之类的地方旅行一次。
隆之到了上学的年龄，便进入特殊教育学校上小学。行政机构会提供接送费用的补助，因此芳子每天坐计程车接送儿子。送隆之到学校后，芳子便坐电车回家，忙碌家务，下午再去学校接儿子放学。
隆之就读的国中、高中都是特殊教育学校，有校车接送学生。校车站在离家几百公尺的地方。
芳子每天早上都推着轮椅送隆之到校车站。校车到站后，她便独自将隆之抱上车，帮助儿子入座。然而，长大了的隆之身高约一百六十五公分，体重约五十公斤，已不再是小孩子的模样了。照护成了一项重体力劳动，比过去要费力得多。
高中二年级时，由于接送隆之上下学太过辛苦，芳子让隆之休学。然而，此后隆之每日的生活都在家中度过，时时需要照护，并未给芳子减轻负担。
隆之在家中的移动也依靠轮椅，但是芳子年龄大了，帮助隆之上下轮椅也变得愈发艰难。芳子的腰部和膝盖都饱受疼痛的折磨。
此外，芳子还面临着严重的睡眠不足问题。隆之经常会在半夜起床，爬出被窝。芳子听到声响后便要起身，让隆之重新回到床铺上继续睡觉。
并且，半夜十二点开始，芳子每隔两小时就要为隆之更换尿布。芳子睡得很沉的时候，隆之便会发出“哇──”的叫声，提醒芳子起床，为自己更换尿布。“您从未考虑过向福利机构寻求帮助吗？”
法庭上，面对检察官的提问，芳子这么答道：“我很不放心让别人来照顾隆之。尤其送去二十四小时照护的话，我担心隆之会不会感冒。我也几乎从不送隆之去日间照护机构。”
其实，在案发约十年前，芳子曾把隆之送去过照护机构。当时，芳子哭着向工作人员诉说自己的无奈：“我有腰痛的毛病，对于照护我能做的已经到极限了。”然而仅仅过了一周，家人就以“隆之的脸色很不好”等为由，怀疑隆之遭到虐待，将其带回家。
二○○七年，芳子的丈夫因癌症去世，芳子独自承担了所有的照护及家务劳动。二○一一年春天，住在别处的裕之回到家中，帮助母亲一起照护弟弟。
然而，裕之也渐渐开始对照护工作神经质起来。在每周一次的上门照护服务中，工作人员会为隆之洗澡，但是裕之以“洗得不仔细”为由，每周会抽一天，花上近一小时的时间为弟弟细细地再洗一次澡。
裕之曾经因为给隆之喂药的方式出了差错等照护过程中的疏漏，而向芳子大发雷霆。渐渐地，裕之的态度也给芳子造成相当大的压力。
最终，芳子的精神状态变得不稳定起来。二○一二年，芳子经医院确诊为“抑郁状态”，随后开始服用抗忧郁药。据称，此后芳子的健忘也愈发严重，一度被怀疑患上阿兹海默症。
二○一四年夏天，案发几个月前，芳子给裕之留了遗书，打算自杀，她在浴室内拿着刀对准自己的腹部，却无论如何下不了手。
案发前一天，芳子致电当地的区域综合保障中心，该中心受理老年人的各类谘询，芳子在电话中坦言自己感到走投无路，内心绝望。
傍晚时分，该中心的女性照护援助专员来到芳子的家。芳子表示“自己想入住养老机构”。裕之也对母亲的决定表示赞同。
在法庭上，芳子回顾自己当时的心情：“内心感觉已到了极限。和隆之一起艰难并快乐地走过了四十四年，我已尽了全力，到此为止吧，已经足够了吧。”
事实上，在大约一个月前，芳子也联系过该中心，并在接受谘询的社工的劝说下，入住养老机构。然而，芳子以“不知裕之能不能做好对隆之的照护，对两兄弟感到担心”为由，在仅仅入住四天后，便匆匆返回家中。
这一次，照护援助专员在听了芳子的诉求后，也立刻着手准备芳子的入住事宜。由于第二天开始是为期三天的连休，因此决定在连休结束后安排芳子入住。
但悲剧还是发生了。连休第一天的上午八点左右，芳子从和室的壁橱中取出粉色的和服腰带（长约两公尺，宽约六公分），手持腰带进入隆之睡觉的和室。
芳子来到侧躺着的隆之身后，将腰带对折，缠上他的脖子，绕了一圈后，打了个结。随后，芳子用右手抓住隆之的肩膀，左手使出全力拉拽带子。
就这样过去了一两分钟的样子。隆之在发出了“呜──呜──”的微弱的呻吟声后，没有了动静。
芳子被捕后，面对调查审问，做出了如下供述：
“至今为止，我一直任劳任怨地照顾着隆之，克服了许多困难。但不知是不是因为现在年纪大了，体力和精力都不如从前，这些困难渐渐变得不那么容易克服。
“这样的生活究竟何时才到尽头？一想到这孩子的未来还有许多年需要照顾，我心烦意乱。
“就好像是慢慢往水杯里加水，水一点点增多，快要溢出杯子的感觉。不停地加水，水最终会溢出来。如同杯子里的水一样，我也已经到了极限，无法再承受更多了，所以我把小隆杀了。
“我感觉自己已经到极限，无法再走下去了。当时觉得，除了将孩子杀害，别无他法了。如果还有来世，隆之一定能幸福地生活。”
在审判中的被告人提问环节，芳子表示：“我希望照护这件事能在我这一代结束。我想让裕之过自己的人生。”
法庭上的芳子始终低垂着头，仿佛失去了所有的活力与生机。
在庭审结束前的意见陈述环节中，芳子才第一次流露出真实情感。
站在证人席前的芳子用颤抖的声音哭诉：“是我夺去隆之的生命，我做了十恶不赦的事。当时虽说因照护而感到疲累，但那也不能成为杀人的理由。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悔恨。隆之真的是个很可爱的孩子。”
审判时，裕之作为证人出庭，向陪审员述说自己的想法：“打从照顾弟弟以来，我第一次体会到爱一个人是什么感受。我非常爱我的弟弟。然而，这几年照护下来，我也感到非常辛苦。更何况母亲，对于她而言，坚持了这么多年，该是多么艰难。母亲所经历的痛苦是我无法想像的。我明白，弟弟是具有不可剥夺的人权的，虽然他的生命被母亲所结束，但我认为，弟弟一路走来都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，母亲给了他所有的爱。我能够原谅母亲所做的一切。”
二月初，在案件审理结束约一周后，法院宣布，判处芳子两年六个月有期徒刑（求刑为监禁五年），立即执行。法院认为，虽然芳子曾被认定为抑郁状态，但对案件并未构成重大影响，无法认定其在案发时处于精神衰弱状态。
一审中为芳子辩护的男性律师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这么说道：“芳子对裕之的未来也感到担忧，不愿将隆之完全托付给裕之。并且，芳子和裕之都已经因照护而感到绝望，我认为他们两人都已经到极限了。不然，也不会发生这起悲剧。”
根据一审判决，芳子入狱了。但由于年事已高等原因，其后立刻获得保释。一审判决约五个月后，二○一六年六月，大阪高等法院驳回芳子的上诉请求，宣布维持原判。
高等法院对芳子四十四年间照护儿子的艰辛表示理解，然而被害者的生命遭到轻视这个事实确凿，且情节严重，因此无法予以缓刑判决。
法庭宣判期间，芳子始终在流泪。走出法庭后不久，她也不住地哭泣。那应该是悔恨的泪水吧。
若从隆之的角度出发，出生后一直无私地爱着自己、包容着自己的妈妈，竟残忍地夺去自己的生命，隆之内心的绝望和无助又有谁能体会呢？
多年以来，父母体谅着孩子的病痛，并无私地爱护、照护着孩子，最终无力坚持，亲手将孩子杀害。芳子的案件绝非特例。在“老病照护”这个群体中，此类悲剧接连发生。例如奈良的杀害脑性麻痹长女案。
二○一二年一月的某日拂晓，在奈良县某住家，母亲（85岁）勒住身患重度脑性麻痹的长女（62岁）的脖子，致其死亡。在此之前，母亲已照护长女长达四十年。
这户人家的父亲于十四年前过世，此后母亲便与长女两人同住。二○一一年夏天，母亲不慎跌倒，导致右肩骨折。此后其右手便无法上举，行动起来也不再俐落。与之前相比，给女儿换尿布要花上更多的时间，母亲渐渐对照护感到力不从心。
母亲此前曾因“女儿不喜欢”而不送她去日间照护机构，后来虽然尝试着使用日间照顾服务，但因为“不愿给周围的人添麻烦”、“由自己来照护女儿最合适”等想法较为强烈，母亲最终不与任何人商量，坚持独自一人照护长女。
然而，母亲已不能像从前那般完美地做好照护工作，她为此深受打击，渐渐失去自信。随着体力的衰弱，且高血压的老毛病又加重，母亲对未来感到悲观。“我已经无法再继续照顾下去了。”母亲陷入绝望无法自拔，最终酿成悲剧。
奈良地方法院宣布，判处其三年有期徒刑，缓期五年执行（求刑为监禁五年），判决得到最终确定。
判决中，对母亲“因固执己见的行为，藐视了长女的生命和人格”予以谴责，同时也如此叙述道：“被告在骨折后对照护失去信心，感到自身体力不支，对未来产生悲观之情。受到忧郁症的影响，被告在无助绝望之时却未向周围的人求助，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。事件缘由令人悲悯。”
拄着拐杖出庭的母亲难掩自责之情，对陪审员如是说道：“我的心中充满着悔恨。我是多么可恨的母亲啊。我在心中默默为我的孩子祈祷。”
又如大阪的杀害智力残疾的长子案件。二○一五年三月，在大阪市内某住宅，该户人家患有先天重度智力残疾的长子（54岁）惨遭杀害，案发后，被害者的母亲（80岁）因故意杀人嫌疑被逮捕。
据悉，被害者的父亲于十多年前因失智症入住照护机构后，被害者一直与母亲同住至今。
被害者吃饭、上厕所均无法自理，平时的生活起居都由母亲独自照顾。她向警方这般供述道：“我累了。如果我死了，儿子也无法继续生活下去。趁现在还来得及，就让我带着孩子去天堂吧。”
九个月后，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一点半，该案的初次公审在大阪地方法院拉开帷幕。拘留中的被告人身穿灰色开襟毛衣及长裤，坐着轮椅，被狱警缓缓推入法庭。然而，她的样子有些异常，眼神空洞，视线无法聚焦。
“哈──哈──”她痛苦地喘息着，连坐在旁听席的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负责为其辩护的男性律师走近其身旁，为被告人佩戴上助听器。“听得见吗？”面对律师的询问，她沉默不语。主审法官宣布开庭，狱警将轮椅上的被告人推至证人席前。
主审法官首先向被告人提问：“听得见我说话吗？”她默然。“您能说话吗？”“您是不是听不见？”无论法官如何询问，被告人都沉默不语。“检方和辩护律师需要确认被告人是否听得见声音、能否理解问话的涵义，因此暂时休庭。”
主审法官宣布暂时中止审理，被告人也随即退庭。约十五分钟后，庭审重新开始，然而却不见被告人的身影。主审法官对此做了解释：“由于被告人的健康状况不佳，公审无法继续。明天将再一次确认其健康状况。”
突发事态令律师也感到始料未及，遂匆匆离开。一般在案件的初次公审中，检方会做开场陈述、提供证据说明等，能够清晰还原案件发生经过和详细情况。
第二天上午九点五十分，母亲坐着轮椅入庭。呼吸声较之前平稳不少，然而视线仍然无法聚焦。
“您的身体状况如何？”面对主审法官的询问，她依旧毫无反应。
“现阶段无法确定被告人是否具有诉讼能力。”
主审法官取消了至判决为止的所有审判排程。案件审理中断，并且原定所有的审判日期也不再作数，在日本的陪审员审判制度之下实属罕见。
精神鉴定结果显示，被告人不具备诉讼能力。因而地方法院决定，于二○一六年二月十日终止该案的公审程序。
虽然母亲的症状并不明确，但很可能是从案发前开始，身心就发生异常。审判重新开始的可能性很小，案件的详细经过及给予世人的教训再也无从得知。然而毋庸置疑的是，年迈的母亲在照顾重度残疾的儿子过程中，渐渐陷入绝望，最终老母亲孤独无助地了结一切，谁也没能够拯救这对母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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